雖然有關日佔香港「慰安婦」制度的研究已經破冰，但需要正視的是，未來研究仍需面臨多重障礙，影響學術推進與歷史重現。

首先，日軍於戰敗前大規模銷毀官方文件，使慰安所的設立、運作及人員紀錄嚴重不足，加上香港本地受害者因社會污名與心理創傷選擇沉默，導致第一手資料極為匱乏。以上海師範大學中國「慰安婦」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為例，早些年他花費千元價格經舊書網上購入日軍「廈門指引略圖」已算平價。在收集過程中，他們發現，戰時日本兵拍攝的相關照片，經由其後代慢慢流入市場，數張舊照即索價10萬至20萬元人民幣，這令研究團隊難以承受。

其次，「慰安婦」應得的歷史正義在教育與公共記憶層面的欠缺，顯示社會整體認知度與支援性仍有待提高。散見於日本、中國大陸與臺灣，及英國等地的相關檔案須跨語言、跨國界搜尋，這無形增加了研究門檻。

就香港研究而言，學術層面因欠缺專門研究慰安制度的機構與資源，缺乏長期制度性和政策性的支持。此外，有關「慰安婦」歷史資料與最新研究，亦未能於全政府機構內通用，這對相關研究，甚至對歷史建築的定性造成一系列影響。例如，曾廣為流傳的灣仔船街55號南固臺，以及官網證實曾作過日軍軍官高級俱樂部的中環花園道聖約翰教堂，以上兩址都已是香港法定古蹟，香港文匯報特向發展局提出查閱申請，以期求證上址是否曾於日佔時期被充當日軍慰安所。其回信稱，根據古蹟辦的研究，目前沒有充分證據顯示聖約翰座堂或南固臺曾經用作慰安所。